《西迁精神（大学生版）》：
正是出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交大迁校的基建盘子是1900万元这样位居全国第一的巨额投资，校园面积按1.2万名学生的规模，确定为1200亩，在新建大学校园中也是空前的。在高教部、陕西省、西安市、上海市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迁校的经费保证、土地保证、基建保证、运输保证、生活保证等都在短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
交通大学迁校是服从国家大局的战略需要，必然也会受到国家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1956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国家工业布局有所调整。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委向党中央报送了有关交大迁校的加急报告，一方面肯定“交大仍按原计划西迁”，另一方面建议“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类大学”，认为这一方案“可以充分运用交大条件配合西北工业基地建设，交大也可得良好发展条件，而上海仍得适当兼顾”。
国家建设方针的调整以及上海市委“适当兼顾”的意见，促使国务院和高教部对交大迁校问题进行了一次复议，在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仍按1955年全国文教会议部署，实现交大全迁西安，同时在上海留一个机械电机方面的摊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此后，交通大学继续按计划完成了首批迁校任务。
在全国整风的背景下，1957年四五月间交通大学掀起了以迁校热潮为中心议题的激烈争论，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焦点问题。因迁校本身与院系调整、国家建设大局直接相关，而迁校矛盾的解决又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块试金石，因此，引起了国务院乃至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决定予以专题研究解决。
周总理日理万机，但从5月20日至6月4日，他却抽出大量时间与各方面深入座谈，详细了解各方面的问题及意见。5月23日至25日，周总理连续三天听取各方面的意见；28日下午听取交大领导汇报后，当日晚上又邀请交大几位教授到中南海面谈，直至次日凌晨2时。经过半个月的座谈调查，周总理全面了解了交大迁校相关方面的意见，决定于6月4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迁校方案。会上，周总理作了近万字的长篇报告，说明了交大西迁方案出台、复议的宏观历程背景及具体过程；并指出，交大迁校及随后方案的调整，实系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战略部署的调整所致。至于交大师生该何去何从，周总理从社会主义均衡发展与合理布局的精神人手，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提出着眼点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提出“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的总原则和以支持西北发展为核心的指导思想，他说：“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我不放弃全迁的可能。”
以总理讲话为指引，经过一个月的大讨论，交大师生员工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决定实施迁校新方案，即采取一个学校两个部分的办法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凡是适合在西安发展的各系各专业的大部分力量，尤其是所有新建的理科专业、新技术专业迁往西安，同时也照顾到沿海地区的需要而留下一部分力量在上海继续发展，并作为交大西迁后盾。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创造性举措，既符合总理提出的设想，也得到了校内外一致赞同。
《交通大学西迁》一书中这样描述：“无论社会上还是交大校内，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交通大学的西迁是周总理亲自指挥的。而以当时事实看，千真万确，身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理对交大倍加爱护和关怀，曾为交大成功西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所做的大量工作甚至超出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亲自指挥’。交大由于西迁而成为总理关心程度最高、注入感情最多的一所大学，他关于解决交大西迁问题的正确主张和具体处理方案，以及他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作风、求实态度，交大每名师生员工都深有感受。在当时人们就评价说：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正确解决，堪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一点，著名校友钱学森先生也给出了很好的印证。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大科学家，有着极高威望的知识分子，他给当时的交大校刊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他说，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他们对这问题一定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研究；此外，他们现在也还正在听取各方面有关人士的意见。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应该服从并支持这样的决定。我们不是说党在科学事业的安排布置方面一定能领导吗？既然承认党能领导科学，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党的决定呢？”
由此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决意将交大从上海搬到西安，不是贸然决断，而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真心支持。这为交大西迁工作的顺利推进以及扎根西部服务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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