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学生课外文学名著精读丛书》：
他不断地如醉如狂地投入恋爱，不断地幻想着幸福，然而当幻想破灭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就来源于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高傲的反抗的轮回中，直到他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爱上了丽埃塔·圭恰迪妮，他那首那举世闻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就是献给她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别人的来往也较多了些……这些变化是一个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进一步感受到了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娶她。其次，圭恰迪妮是稚气的、自私的，让贝多芬在爱情中感到苦恼。
1803年11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这样的热情如果得不到回应，是最能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早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这种狂乱、崩溃的情绪更有可能把他完全摧毁。
他的一生只有这一次，使他到了几乎一蹶不振的地步。此时的他对人生和爱情充满了绝望，只需读他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那上面注明着“等我死后拆阅”。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充满了怜悯。他甚至差点儿就要结束他的生命，幸亏他的坚强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但是，他病愈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
“我曾经赖以支持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啊！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有多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远的声音了！奥！上帝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和它相遇？……永远不？不！这太残酷了！”这是一种临终的哀诉。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坚强的性格使他不会屈服于磨难。
“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到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的折磨，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休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休息。而可怜的我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去睡眠……我已经快忍受不住了，病痛让我倍受煎熬。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能够千百次地享受人生，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被称为《月光曲》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宛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
至于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爱情，这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把他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愿相信他的病症无法医治；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心中充满着希望。
在贝多芬的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首进行曲表现了强烈而紧凑的战斗激情。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曲里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有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
它让贝多芬的感情激动起来。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超于常人的聪颖、犀利且明确的目光作出判断。”他把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
在他晚年时最了解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地建立共和民主的政府……他希望法国能实现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建立起这个制度，为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首席执政官——建立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这两部乐曲。
其中，前一首是真正的革命音乐，其中时代之魂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这些巨大的事件在他这孤独的巨人心中显得如此强烈与纯洁，即使和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容，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影响，反映着这些史诗般战争的色彩。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