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洙泗：梁漱溟与孔学重光》：
传统中国文明确实是一种农耕文明或乡土文明，乡村也确实担当着传统文化的载体功能。但是，传统社会也有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互动。传统城市与乡村并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互通的、融通的有机整体，不像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那样严重。虽然儒学并不必然只限于乡土，只属于农耕文明，但是无论如何，儒学是扎根于乡土的，乡土文明是儒家文化的根系。乡土文明是一种建基于自然与人伦合一基础上的文明。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乡村文明中有着最生动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那么和谐，那么自然而然。人依赖自然，但也呵护自然，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而不是互相对立。今天人们习惯以落后来形容乡村，但是乡村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人伦生活的本真和美好。所以，随着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西方人和东方人，开始追求一种与现代化的“快生活”不同的“慢生活”。慢生活在西方逐渐成为时尚，在中国也渐渐受到关注。其实，乡村文明本身不正是这样吗？所以以先进和落后来区分城市与乡村，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在古代社会，乡村实际上是自治状态，靠乡规民约和礼法来治理，基层社会比较稳定。但到了现代化转型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逐渐被边缘化，现代化商业大潮冲垮了原来的礼法，新的信仰尚未形成，导致农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非常贫瘠。目前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乡村的空心化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任务是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现代化不能是单向度地城市化，不意味着必须丢弃农村。“三农”问题恐怕是中国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所在。但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乡村现实，照顾历史和传统。
目前的乡村问题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遗留下来的难题。而今天乡村问题如果得不到良好的解决，那将会造成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危机。乡村儒学教育的开展，一方面希望能够以传统的智慧来化解目前乡村的人伦危机、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唤起人们对乡村建设的重视。当然，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乡村儒学教育仅仅是一项内容而已。乡村建设也不是单靠儒家知识分子就能完成的事，更有赖于各方面的协同并进。乡村儒学教育开展以来，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注，逐渐拥有了一些固定的场所和大体可行的教育规划，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很显然，乡村儒学教育目前还无力担负起乡村建设的组织建构使命。这有赖于政府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在传统社会，乡村与城市有着双向互动，很多士绅成为沟通城乡的纽带。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和乡村共享一套儒家的价值体系。只是随着现代城市的崛起，儒家文化在城市里被连根拔起，在乡村文化之中，儒家文化还以不自觉的状态“苟延残喘”。可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宗族、祠堂、士绅等等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的组织和制度架构基本上都消失了，而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也备受冲击。
有人说，传统的儒家伦理不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比如：儒家过分强调私德，不重视公德；儒家伦理适用于乡村的熟人社会，而不适应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其实，儒家伦理并非仅重视私德，而不讲公德。著名学者庞朴先生就指出儒家有“三重道德论”：家庭伦理的私德、社会伦理的公德、天人关系的天地道德。当然，儒家伦理应该适应时代，发展和完善。但是，儒家所提倡的“五伦”依然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关系和规则。“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无疑还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应该成为人们的道德标准。当然，乡村生活更适合于儒家伦理，儒家伦理也更贴近于乡村生活。因此，目前的乡村儒学教育还是从人伦教化人手，希望能够从这个根本上，发挥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使乡村摆脱人伦困境，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中去，最为知名的就是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旨在培养乡村建设和乡村服务人才，寻求一条乡村自治和建设的道路。梁先生他们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现代化起步不久，那时的乡村固然落后，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却不像今天如此巨大。梁先生认识到乡村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意义，于是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如果不是日寇侵华，这个运动不至于夭折。
梁先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但是却以教育为突破口。当然，那时的教育不限于儒学教育。应该说，梁先生以及晏阳初先生他们发起的这些乡建运动有开创意义，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只是因为时代问题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今天，乡村儒学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乡村的伦理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危机。但是，乡村儒学教育如果继续推进，就必须关注乡村问题的整体性，当然那已经不是乡村儒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和所能担负的使命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如何在乡村协调发展，乡村儒学教育可以直接推进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意识的改善。也就是说，我们的优势在于文化。目前的乡村儒学教育应该抓住这个优势努力去做该做的事。对于乡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可以思考，可以献言建策，但是那是后话。
乡村儒学教育，目的是希望能够以儒家的智慧，帮助人们解决现实中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危机，发挥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赵法生先生强调：“我们开始了乡村儒学实验，目的是要重建在乡村的儒家教化体系，但是，这个教化体系的功能并不仅限于乡村，它在城市社区同样有效。依据我们的经验，在城市推广儒学的难度要远远小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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