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采写概论》：
（一）以真实、准确为关键，以厘清新闻事实真相为目标
材料唯有真实、准确才可用于新闻报道。为此，首先记者应尽可能亲临新闻现场，认真观察、询问、调查。新闻现场是新闻事实的原发地，即便刚刚过后也容易留下遗迹，由此索取的新闻事实材料最为可靠，又有助于报道者搜集宝贵的细节材料。曾任《南方周末》记者的刘天时在山西省静乐县采写《四个乡村教师的现实》时，采取了新华社记者穆青的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采访方法：采访对象干什么记者就干什么。“我主要是观察他们，细致地观察他们。那个老师做饭，我就帮他烧火，看他切那个已经切了一星期的卷心菜。”在细节材料的获取上，记者要注意采访技巧。“比如……”，“您能举个例子吗……”，“这是不是像……”，向受访人这样提问，有助于提升获取细节材料的可能性。其次，记者应尽可能接近第一信源，重视第二信源。新闻事实的信源有当事人、旁观者、知情人、转述人等。其中，当事人属于第一信源，对获取真实、准确的新闻事实最为直接；旁观者、知情人的情况较为复杂，可能是当事人，也可能是非当事人，需要记者具体考辨。转述人一般属于第二信源。第二信源可以用来验证已经获取的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在信源紧张时又会成为记者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关键性信源。再次，在接近核心信源时，要注意谈话方法，讲求提问艺术。采访的谈话，讲究介绍式、讨论式、问答式、闲聊式、诱发式、激发式的合理使用；采访的提问，善于恰当运用两面问、正问、反问、侧问、设问、追问等方式，注意对问题的开放式提问与闭合式提问的有机配合。比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在提问上倡导“粉碎性采访”。该栏目制片人时间以为：“要让人说真话。真话是靠你的问题刺激出来的……让习惯听真话的民族成熟起来，以后谁讲假话，他们都会抗拒。”由此可见这种着意于正面报道反面做的“粉碎性采访”，实际上属于激发式谈话。激发式谈话是这样的一种谈话方式：记者向受访者提出刺激性的问题以达到采访目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专访中颇偏爱这一谈话方式。激发式谈话一般用于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有所敌对或意见不一的采访活动中，将之用于正面报道之中既淡化了激发式谈话的对立气氛，也有助于减少或克服既往正面报道的宣传色彩。所以，采访方法方式的运用，不在照本宣科，而在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收集材料当以弄清新闻事实真相为目标。真实、准确的新闻事实因其可能仅仅属于局部、零碎的材料而仅能验证新闻事实的某一方面，故未必等同于新闻事实真相本身。而深度报道所反映的新闻事实因其复杂，则更不易获取事实的真相。所以，报道者收集材料既要注意全面、系统与动态，又要认真考核材料的真伪、性质、价值，辨析信源与新闻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新闻事实真实、准确的影响。同时，注意信源的权威性。一般说来，第一手材料要比第二手材料接近事实真相。在对事实真相的逼近上，往往物证重于言证，现场材料重于非现场材料，官方材料多重于非官方材料。显而易见，物证作伪的可能性远小于言证，现场材料的证实力量强于非现场材料，官方材料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远较非官方材料有优势。不过，这又不能绝对，有时言证会有特别的证实力量，非现场材料会具备让真相原形毕露的特殊本领，非官方材料更因其草根性而多具有别样的证据的生命力。另外，细节材料有时具有特殊的证实或证伪的力量。
记者采访要注意开挖有关制度、思想等深层信息。这就是说，作为深度报道的报道人，采访时既要关心何人做了什么，还要关注何人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更要关注这么做而不那么做的制度性、观念性的新闻事实。据龙志的《从“打黑英雄”到“黑社会保护伞”之路》一文介绍，警察肖强2002年因功被提拔到湖南省耒阳市公安局局长的位置之后却逐渐与当地的黑恶势力相互勾结，直到2007年1月被政府刑事拘留时已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而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般说来，当下我国内地的地市级公安局的公安局长涉黑未必能构成重大新闻。从昨日党的好干部、优秀干部蜕变为党和人民的罪人，目前并不止于原湖南省耒阳市公安局局长肖强一人，因此，记者采访时若仅关注肖强堕落的事实而不关注他由好变坏背后的制度性、观念性的复杂社会成因，就难免将新闻报道推向娱乐性报道，变读者为看客，并因此远离深度报道应有之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打黑英雄”到“黑社会保护伞”之路》尚存未收集更开阔的新闻信息之缺陷。
（二）以苦为乐，拒绝先入为主
从事深度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应秉持以苦为乐的精神状态。新闻工作比较辛苦，从事深度报道更添其一份工作的艰难，不过，深度报道又以追求事实真相为目标，通过向社会传播较为重要的真实新闻信息并以之趋向于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其工作的社会意义是重大的，有助于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提升。一方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深度报道采访的艰辛是有机会开花结果的。当今的各行各业，很少脱离得了操劳。不劳而获并不光荣。另一方面，报道者应秉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过于功利反而于事业有害。人是动物又不止于动物，对于一个有志于以笔来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心人，从事深度报道是幸运，也是责任，有助于实现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指向的人生最高境界。
拒绝先人为主。从事深度报道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深度报道所面对的新闻事实的复杂性要求报道者在采访时必须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因此，为了弄清新闻事实真相，记者不可以凭概念框限自己的采访，将生活简单化，而应尊重事实，摒除先在的好恶，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一概中立，冷静方能从容。《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以为：“一个媒体的记者应该跟矛盾双方都保持足够的距离关系。”李鸿谷在石家庄采访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时说：“我来不是来做你的敌人的，当然你也不要希望我会做你的朋友。我是你的倾听者：你告诉我，我来作个判断。我的判断可以跟你来讨论，你再看有没有道理。”新华社记者吴锦才在分析近年来我国城镇拆迁纠纷这一报道对象时说：“通过一定量的调查，把握拆迁户的利益诉求是否正确，十分复杂。从整体情况看，多数情况下，拆迁工作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局，但也有一些政府出于错误的政绩观的支配，甚至有的地方还因为官商勾结的目的通过拆迁损害群众利益；就微观情况看，多数拆迁户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是循法知理的，同时也有少数拆迁户存在缺少大局观等思想倾向，有时出现过激行为。媒体组织这一题材的监督报道时，首先要下足的工夫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引发拆迁的实施方与被拆迁方之间纠纷的多种原因，理性进行判断。”记者吴锦才发现了房屋拆迁工作的复杂性，但仅仅如此则是不够的。房屋是房主的个人财产。按照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工作应充分尊重房屋业主对自己所拥有产权的处置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处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减少乃至于消除我国近年来在房屋拆迁中频发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房屋拆迁中的群体暴力事件。生活之复杂，常常超乎记者的想象，故记者应高度警惕，尽力避免因先人为主而不慎掉入不明的泥淖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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