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们因为要用嗓音交出成绩来,所以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嗓音就是他们的资本,即便真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嗓音一旦不起作用了,歌手们就丢失了他们的从业资本,特别是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歌唱家,因此会失去生存的基础。但是作为歌手,他们必须承担这种风险,所以他们对各自乐器的护理和身体健康倍加关注,他们谁也不会忘记自己因为嗓音问题担过的惊,受过的怕。
即便如此,走出舒适区,让自己置身于让嗓音和心理都发生变动的全新处境当中,仍然是歌手们职业生涯中的家常便饭。在歌唱艺术中追求新的表达和做出新的尝试时,歌手也永远在为自己带来新的问题。嗓音引起的危机就像一个纸牌屋:如果一张牌倒了,那么整个房子就会晃荡起来,岌岌可危。这也就是为什么歌手的嗓音危机通常都会转化为意念危机。在这类话题面前,歌手们通常都会保持沉默。除了因为在竞争的压力下谁都不想让自己出丑之外,他们也明白:毕竟在多少人眼里,歌手这份职业仍然是理想,有着一个梦的模样。毕竟,眼看着年轻时就早早做好的各种人生决定,歌手们又陷入了怀疑,对“歌唱这个梦想般的职业”这句话都产生了疑问;毕竟,像下面这四个歌手一样,在谈话中讲述个人生活的低谷、如何面对一系列的挫败,如何处理对个人能力的持续怀疑,也是需要些勇气的。
克罗地亚男中音米连科·图尔克就经历过这样的一场危机。他在格拉茨学习歌唱后,又在科隆音乐学院师从汉斯·佐丁(HansSotin),2001年成为科隆歌剧院驻院歌唱演员,接下来的他鸿运连连。此后不久,他就走上了德累斯顿SEMPEROPER的舞台;2004年在拜罗伊特首演;200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也向他敞开了大门。到这里,简直是一个歌手生涯梦一般的开场。可是之后突然一下子,唱歌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再也不那么轻松了,他的好天赋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在开始的时候,唱歌对我来说一直是很轻松的,我就这么唱过来了,也没多想什么。可嗓子越来越不舒服的时候多了起来,我都不禁问起自己:‘为什么唱歌对我来说变得这么难了?’我觉得自己光靠天然的嗓音已经撑不住了;突然什么时候,我就没法再像以前那样唱了。那时候我真绝望啊!你与生俱来的嗓子一旦不在了,你就比那些,从开始就系统地学习如何使用各自嗓音的同行们,要难很多。”
于是图尔克必须从头探索他的嗓音。为了努力让自己得到一个稳定的技术基础,他需要来自外界目光的检验:“当这些困难开始存在时,我才开始把自己的乐器理解成一把小提琴也好,一个对我来说全新的乐器也罢,我得从头开始学习。我的另一个错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老师。现在,我才开始学着通过我的老师去重新聆听我的嗓音,重新定义我的嗓音。”
所有经历过相似处境的歌手都说,能和一个信得过的老师一起来解决问题有多么重要。即便嗓音没有遭遇危机,很多歌手在其艺术生活中,为了让自己的乐器得到外界的检验,也常常会来与他们老师紧密地交流,就像去嗓音的质量监督委员会那里报道一样。皮奥特·贝扎拉也明白这种质检的重要性,他也有过和图尔克相似的经历。“我都在林茨拿到合同了才注意到:我不能什么都唱啊,我的技术并不稳定。但那时候我需要具备的剧目非常之宽、广,自己已经像是一把男高音的万能钥匙了。我必须去找个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嗓音上才会得到发展。”
在林茨的那些年里,在自己的嗓音上,尤其是在自己的职业规划上面,疑惑永远困扰着这位男高音。来自外界持续的压力,也让皮奥特·贝扎拉感受到了额外的负担:“剧院经理明确无误地跟我讲清楚了,即使我是那里的第一男高音,我每年弄不好也要面临合同不再续签的可能。我知道,我要是不进步,我的职业生涯很快就到头了。歌手这职业是需要持续的发展,不进步就意味着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也就是退步。”对这名波兰男高音来讲,“那些困难的时光里必须还要有点耐心。”在这种处境下找出路,每个歌手都要自己去仔细思考,每个人也都在选择不同的道路。贝扎拉作出决定,要把意念中的成功和镇静自若结合起来:“当人们努力埋头做事的时候,其实也正在为自己带来一些额外的收获,这些收获会把自己引向机遇。但是人们要是太想得到什么东西了,就失去了松弛,之后的事情往往就办不成了。这永远是一个想办法去保持现有的一切、同时再去争取更好未来的游戏。”
让一个歌手的职业生涯陷入困境的导火索,还远不止嗓音危机。曾几何时,约翰内斯·马丁·克兰茨勒也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活行将就木,再也没有前进的希望了。让他产生这种想法的是他所在剧院中偶然出现的外界因素。虽然,他还是汉诺威国家歌剧院的驻院演员:“那时候我们剧院的领导层面有一次调整。尽管之前我已经在那里唱过所有大角色了。然后来了一个年龄跟我相仿的音乐总监,跟我合不来,让我坐了冷板凳。我在之后的音乐季里,被分到的都是各种小配角,结果最后我辞职了。这件事情转眼间就那么发生了,我完全不知所措。”
克兰茨勒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一场空前的歌手个人危机,常常开始于和自己毫不相干、微不足道的细小转变。即使有时成功终于来临,让歌手在自我认知和信心上有所加强;然而,之后某一次意外或无意的否定又使歌手陷入自我贬低和疑神疑鬼的连锁反应里:“你要真的仔细去听别人对你的批评,还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们是怎么想的,就等于把自己关起来了,就再也别想自由地歌唱了。”克兰茨勒总结道,“这样一来,歌手自己往往就把自己撕碎了。我就是这样的,在汉诺威的状况和冷遇让我的嗓音也陷入了危机。尽管之前我都成功地在那里唱了五六年大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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