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第二版）》：
二、贵夫无为的道家文化
中国文化的基本线索，以儒为主，儒道互补。如果说儒家满足了中国人功名的、人事的、严肃的需要，那么，道家则满足了中国人浪漫的、从容不迫和悠闲适意的要求。儒家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道家使中国人处于悠闲状态。道家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闻一多和郭沫若先生都认为中国的艺术来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一）道法自然道家是中国古代智慧最有活力和灵性的部分，滋养了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日常生活。在古代的政治活动和艺术活动中，道家的影响尤为明显。
首先，不争之争。武王韬光养晦，最后一战克商；周公功遂身退，全德保民……作为史官的老子正是从古人先贤的成败得失中总结、提炼出政治活动的法则和技巧：“柔弱胜刚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五千言浓缩了古代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的智慧，为后来高明的政治家、军事家心领神会，施展于历史的大舞台。
儒、墨、法三家所论政治可以归结为有为政治，有为政治即人治（法治其实也是人治的一种形式）；道家所主张的是无为政治，无为政治即是无治或天治。老子把统治分为四种类型：“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治理的最高境界是让老百姓感受不到有人在管理他，“百姓皆谓我自然”。汉初“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之治”、唐中期的“开元盛世”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无为而治的典型事例。
汉初倡行“黄老之术”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曹参。高祖时曹参为齐相，后来萧何病卒，他继任为相国，便援用在齐所行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等黄老之术以治天下。他为相三年，选任官吏专用不善文辞、忠实朴厚之人；政令措施，一切循例而行，毫无更改；遇有建议兴革的，他便用酒把来人灌醉，使其扶醉而去，无从建议。他还明白地向惠帝表示为政之道即在安定，不必更张。因此曹参死后，人民谓其治绩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此外，汉初一些著名的地方长官如汲黯、郑当时等，都是“管其大体而已”，甚至“卧而治之”。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近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繁荣，出现了“文景盛世”。
唐王朝的“贞观之治”亦与太宗李世民善于吸收和运用道家学说有关。李世民治国以“贵静”为宗旨，他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得不安乎？”他接受魏徵谏言，纳“无为而治”为国策，使百官“各当所任”；强调“君无为，臣有为”，反对“君臣相疑”，而提倡“君臣相遇”.做到了广选人才，直纳谏言。后来的玄宗皇帝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制道德真经》，更是把道家“无为”的政治思想贯穿在自己的治国之策中，从而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守雌贵柔的观念，引申到政治和军事领域，便有了韬光养晦、以柔克刚之类的方法论原则。“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老子所推崇的“不争”之“争”，具体地说，就是“后发制人”“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大多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诸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晋秦淝水之战等等，也正因为如此，《老子》被人称为“兵书”。其实，后发制人也是政治斗争的策略。在政治角逐以及人事纠葛中，“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炫耀、自尊自大等争强好胜的举动往往会适得其反。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刚强。”聪明的人，应该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
其次，诗意栖居。儒家具有积极入世的特点，老子则采取远离现实的方式去关注现实。他把“道”这种生成万物、润泽万物而不做万物主宰的原则推广到政治、人生方面，就是一种“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的原则。“弗有”“弗恃”“弗居”并不是完全出世的，这也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只是其方式与儒家不同而已，即要人们顺应自然，按照道的自然无为的法则行事。当政治清明、仕途顺畅时，士大夫热衷于儒家，把“修齐治平”作为信条；而当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或仕途坎坷个人不幸时，他们便隐居山林，或著书立说，或清心寡欲与天地同乐，等待时机再图实现自己的抱负。士大夫们在“入世”与“离世”中求得心态的平衡。
道家人生哲学重视精神境界，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庄子强调通过“心斋”“坐忘”等内心修养功夫，从精神上超越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达到心神虚静、与道相通的逍遥境界，也就是真人的境界。这种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超越性质，是即世而又游世的自由人格。人虽然不能不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但可以尽量按照纯朴自然的本性生活，力求获得身心最大限度的自由，尽量避免一切残害本性的外在干扰，超越一切俗世强加给人的束缚，进入“物我同一”“人我同一”“神与物游”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非常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士人当中，其中以魏晋名士表现尤为显著。
魏晋是庄子的时代，士大夫们实践着庄子的人生哲学，“非名教而任自然”，以老庄学说与“礼教”抗衡，他们崇尚自然，在山水、酒和丹药中获得片刻的宁静。当时最有名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其中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时局维艰，曹魏政权处于风雨漂浮之中，他不愿趋奉于司马氏，便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之中。《晋书·阮籍传》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想为晋武帝司马炎向阮籍求结为亲家，阮籍醉了60天，司马昭始终没有机会与他说话，因而放弃了。钟会多次用时事、政事问他的看法，想要借其回答给他降罪，皆因其酣醉而告失败。阮籍还尤其善做青白眼：见到崇尚礼义的世俗之士，就用白眼相对；对于同道中人，则现青眼。而刘伶更是生性放诞，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何转进我的裤子里来？”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抠虱而谈”在当时是很高雅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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