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写作教程（文体卷）》：
（二）以理性视野展现智慧
“言之有理”、“文以载道”是汉语传统对优秀作品的一贯要求，足见“道理”早就成了中国文学得以留存的命脉。理论界习惯于把散文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说理散文三种。当然，这只是缘于作品对表达方式的侧重，而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类散文都时常有理性的光芒在其中闪闪烁烁——叙事散文中所叙之“事”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的，即使只是生活小事大多也一定带有某种理性内核，能够通过事件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或是深奥的道理；抒情散文中所抒之“情”是作者直接或间接的胸臆表达，平素蕴藏于肺腑，也只有在理性的指引之下才能得以喷发和迸射；说理散文就更不用说了，所说者无非一个“理”字而已。
散文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幅度和一定程度上显现理性，但理性也绝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散文中的理性是主观和客观的磨合统一。首先，从形成过程来看，理性产生于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它是生活材料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所产生的某种观念、情感等，材料的客观性决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其次，理性不会自动从生活和材料中跳出来，它必然要经由作者的头脑，加入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情感，相同的材料在不同的作者笔下流淌出来就会带上不同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情趣，自然也因之使理性带上极为鲜明的主观色彩。再次，散文的理性在通过主客观相关因素的影响后是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为了实现作品的阅读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的理性不但要能够充分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且要得到最广泛读者的认同，否则这“理”就成了一种讲不通的理，没有意义的理。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确的一点就是，由于世界观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作者所生发出的理性认识也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是不为外物所局限，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赞歌的合唱，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的，集体控诉，20世纪90年代以后散文写作的百花齐放，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明。
理性认识是在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生活进行观察和透视中产生的，它是在感性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更高级也是更深层次的认识。它把感性认识中所获得的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反映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散文中理性的显现大多不在直接高谈阔论，而是借助形象对其进行重新整合，让读者从事件和情感中去“会意”。作家的创作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宣泄的欲望，一方面又要极力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满足。
传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理使很多人对理性产生了极大的偏爱，而散文中的“理”无非是两类——立于高处关注人类的大哲理和由一己之身生发而出的小道理。前者如王蒙、周涛的部分散文，后者如刘墉、张小娴的绝大多数作品。哲理文学的魅力在于它的生动感人、神采飞扬的意境和能够使读者感受、领悟、再创造的朦胧的哲理。换句话说，以直白的语言解说过于枯燥的道理，直接表现为生活守则式的理性文学是不大容易为人接受的。一篇蕴含理性的文章，只有当它诚挚、精巧又不高高在上的时候才会拥有最多的读者。我们所提倡的理性，除了用富于形象的文字表现那些人人都懂却并非人人都能说得出的“硬道理”之外，还要敢于表现个人的特性，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文字为社会作出有责任心的真实的记录，张承志、史铁生的声音当是个中翘楚。
毕淑敏有一篇散文题为《家是有生命的精灵》。“家”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在一些人的眼里家是温暖的港湾，在一些人的眼里家是痛苦的发源地，而在毕淑敏的眼中家是有生命的精灵。毕淑敏的文章从柳树切入，写可以治好的柳枝骨折，写可以引领人找到家园的柳树。她在记下了柳树如家的时候，也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藕断丝连的家，但记得最清楚的是教授告诉她“斧刃最难劈入的树瘤，恰是当年树木折断后愈合的地方”。也正是这时断时续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有生命也有缺憾的家来说，学会修补是第一位的。选择一个负重力极强的意象载体，再深邃的道理也说得清。
如果说情感是贯串人生始终的一条线，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理性思维就是后天培养的，而且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人生阅历也还并不丰富的年轻人来说，理性有时更像一朵火花，是会稍纵即逝的。所以，我们要想写散文、要想写好散文，就一定要把握住理性的火花，留住它那一瞬间耀眼的光芒。而这理性的火花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点独到的思考和见解。这是一种写散文的人不可缺少的文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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