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中国近现代学者，浙江嘉兴海宁人。他生逢变革年代，为学术和谋生，两考乡试，三赴日本，辗转京沪。一生著述62种，在戏曲、诗词、哲学、美学、史学、金石、考古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周兴陆，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

　《人间词话》是百年来中国影响力至高的美学经典，首次开创性梳理出词学发展的脉络、规律。全书以简隽明晰、深入浅出的语言，以64则笔记，讲透了词的美学核心：推崇“自然”与“真”、提出“境界说”，给人以启迪。傅雷说，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

《人间词话》：
　　先来看一下“伶工之词”和“士大夫之词”。词本来是随着新兴俗乐——燕乐，而逐渐繁荣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伶工对于词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唐以后，关于歌妓的记载不一而足，最著名的要算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旗亭赌唱。当时普遍的情况有二：一是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一是文人依音乐赋新词，交付伶工歌唱，当筵遗兴，佐酒增欢。秦楼楚馆伶工所唱者，多为教坊乐工和市井文人所作。这只能算是“伶工之词”。既然这些词仅仅是为了适应歌馆楼台娱乐消遣而作的，且是通过伶工之口传唱传播开去的，那么消隐在背后的词人，就不必也不宜在词中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感，词作就不宜太个性化，因此这时的词，音乐性特征要高于文学性特征，它是流行音乐，是“急催弦管送年华”（韦庄《咸通》）的享乐生活的点缀。特别是这时的伶工，不是战国的秦青、汉代的李延年、盛唐的李龟年，而都是女性，“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引方叔语）。歌伶的清一色女性化，也是导致词格调软媚婉艳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身份来看，温、韦等当然也是士大夫，但他们的词还属于早期，代言大过自言，词中塑造一个多愁善感的美人，在咿呀低唱，那种直指人心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也自然比不过李煜了，毕竟李煜后期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他自己。郭麐《灵芬馆词话》说“绵邈飘忽之音，最为感人深至。李后主……所以独绝也。”李后主之后，词成为士大夫抒怀的工具，在词中，他们把生命中某些幽微的情怀和片段寄之于词，词的境界扩大了。
　　王国维所举的《金荃》《浣花》，分别是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集。晚唐词人温庭筠，《旧唐书》本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他曾过着“远泛仙舟，高张妓席”（《上盐铁侍郎启》）的浮华生活。他的词，大多数都是付诸歌妓于筵席间伴舞歌唱的，因此词中的感情无外乎是闺情怨思，词之主题模式化了，虽然其中可能寄寓词人自己失意的情绪，但是词人的形象是模糊的。
　　韦庄与温庭筠不太一样，他经历了唐末黄巢起义，在乱世中饱受流离飘零之苦，晚年仕蜀，又陷入无尽的乡思之中。因此他的现实感慨比温庭筠要深刻一些，他仰慕杜甫，结茅屋于成都浣花溪上，与杜甫诗魂为邻，就不无隐衷。韦庄的词，与温庭筠相比，抒情性增强了，既写男女爱情，也写思乡怀远，作为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在词里面更为明晰了。但不论是温庭筠，还是韦庄，就词的格调、气象、境界上看，与李煜词直透人生之本相相比，差异还是明晰的。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确，如果说温庭筠等的词还是以音乐娱乐性为主，以文学抒情性为辅的话，那么，李煜的词则是真正的抒情文学，将自己的悲愁忧思真实感慨，甚至大彻大悟都倾诉于词中，词是李煜精神世界的敞开。当然，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也不乏抒情的词作，但是他们抒情，往往局限于抒写个人一己的穷通得失，但是，在王国维心目中，李煜是“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苕华词又序》）的真正大诗人。所举二句，正是对于人生悲剧性本质的感慨和彻悟，因此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但需要意识到，李煜词也以亡国分为两个阶段，备受人称颂的是后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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