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
（二）留美学人群：术业有专攻的知识结构
20世纪初期国人赴美留学之潮流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之举措直接相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计利息，须向14国赔款共数为美元30000.3万元，合白银45000万两。⑦美国为了扩大其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力，间接为其未来发展培养和储备具有美国文化和理念的人才，决定将超收的庚款退还中国，用此款项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于是就有了1909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选派合适的中国学子赴美留学规划。20世纪早期虽然有散在的个体通过自费或者其他公费形式考取在美留学生，但大多学子是经由这种途径赴美的。
美国在20世纪初期虽称不上世界高等教育顶尖强国，但其具有发展高等教育的先见之明，19世纪即通过派遣本科毕业生赴德继续求学。自1815年第一次派遣3名留德学生起，至1915年有10000余名学生到德国求学。⑦德国重视科学研究的传统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理念随着他们回到美国后，也一并引入，④使美国高等教育多了重视科研和学术自由等要素。美国现代学者对于受惠于德国大学理念之事实也并未否认，认为美国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应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那个时代远赴德国留学的美国人。这些留德人员在借鉴、融合、创新德国古典大学理念方面甚为出色，结合美国实际凝练出了具有美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现代大学理念，并且付诸制度和实践。创建新型大学和改造旧式学院齐头并进，20世纪初期，威斯康辛大学将社会服务功能融入大学使命，美国形成了源于英德，而又融入自身实用主义文化特色的大学理念，其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几乎直追德国。美国大学的模式，也因此而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场域的典范样式①。
对于当时急求教育救国之术的中国人而言，美国自然也成为中国学人趋之若鹜的留学国度。又，美国重实用主义文化，而这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用、轻理论的取向相对口，因此，相对德国古典大学理念而言，留学众人似乎更容易接受美国现代大学理念。一般而言，只要在美留学若干年，耳濡目染美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和制度，潜移默化间受到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熏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之拿来与中国大学进行比对，并在回国后以美国大学为模板，创办或改造中国的大学。
相较于多处取经、广涉各科的蔡元培、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留美学人如郭秉文、胡适、蒋梦麟、胡先骕、竺可桢、任鸿隽在出国留学期间均有较为明确的学习专业和学习目标，他们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获得了美国所留学大学的相应学位。他们的留学经历使他们具备了较为专业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学有专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将来校长任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奠定了知识基础。这里面按照术业有专攻的学科领域，大致又可分为两类大学校长。一类是偏重文史哲和教育类的，如郭秉文、胡适、蒋梦麟、张伯苓，还有一类是偏重理工类的，如胡先骕、竺可桢、任鸿隽、梅贻琦。
首先是文史哲和教育类专业的大学校长。这类大学校长留学最初所选择并非为教育类和哲学学科，但是由于在国外留学期间发现原先所选专业并非自己心头所喜或者并非自身所长，辗转徘徊后依然捧起了文史哲类专业，并且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如胡适和蒋梦麟一开始所选择的留学学科是农业，这说明了在农业立国的年代，这些胸怀天下的学子们首先想到的是农业科技救国的道路，彼时刚好西方国家也盛行农学，“夫中国自来以农战立国，近年始趋重商政。泰西素以商战立国，而近来农学大兴，美国农利甲于欧洲，盖以农为邦本，故于农政农器最为究心”。①因此选择美国大学就读农科是符合当时潮流的选择，不过在西方国家学习农业与在中国的农业实践毕竟是不相符合的，在发现这一点后，他们转向了其他学科的学习，如教育学和哲学，并以此为职志孜孜以求，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蒋梦麟和胡适在留美时期皆主张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做中国的研究，这种中西比较的学术研究思路使他们具有了较高的教育视野，为他们日后掌校期间倡导一系列具有西方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与理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专事文科和教育学科的留学生们，潜心研究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们亦为数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胡先骕、任鸿隽、竺可桢等。虽然他们所研习的专业与教育无关，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民生、政治和教育问题的关注却是他们的共同点。实际上，清末民初那一代正在由传统士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过渡的读书人社会参与感都是非常强的。他们认为传统学问之所以无力救国，正因其“空”而不实，故他们要学更实在的学问，且最好是直接有利于当下事业的。因此，这些研习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较之传统士子，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之外，更多了一份“起而行”的勇气。而选择理工科类的留美学子有些也并非一开始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理工类专业，是他们在留学期间经过自己兴趣磨合后，才最终选择了真正能学以致用的专业。如胡先骕和竺可桢，起初并未选择植物学或者气象学作为他们的毕生志业，他们如大多数留学人士一样，选择的是农学，然而在学农学的兴趣和愿望被无情打碎之后，他们转而找到了对当时中国来说相对较为欠缺的且他们又能一展身手的专业，并且取得了学科专业上的最高文凭。这说明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对于寻得救国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未来发展与国家的所需紧密结合起来。正如胡先骕所言，要“学得救国术，借以疗国贫”。他们目标明确，就是奔着学以致用，科学救国的目的去学习和从事研究的。因此，创立科学社也成为了留美学人群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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