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居住空间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以尽可能利用有限的土地承载更多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的低层（1 ～ 3 层）或多层（4 ～ 6 层）高密度职工新村、单位小区， 到 21 世纪以来主流的高层、超高层高密度小区，无一不是高密度住区。与独立住宅组成的住区相比，集合住宅组成的住区，单位面积上承载的人口数量显然要高出许多。
这种高密度居住带来的行为异常便是“拥挤效应”。现代大城市的拥挤已成为常态，无论是上下班高峰期的道路拥挤，还是节假日商场、广场、公园的人员拥挤，都让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便利性的同时，不得不忍受与更多的人挤在一起，拥挤已成为“城市病”的代名词。而从居住区来看，拥挤意味着上下班时的电梯拥堵，意味着小区公用设施更高的使用强度，意味着频繁忍受他人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拥挤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居住和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舒适性的需求。从拥挤的城市道路和公交地铁上回到家里，人们渴望的是不受侵扰的身心放松：关上房门享受私密生活的自由与惬意、温馨与甜蜜，或者到小区花园、广场享受与家人一同活动的亲密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小区内的社交需求会降到最低，陌生他者的介入往往会变成不礼貌的侵扰。处于私密居住空间中的时间是那么有限而且宝贵，这就使得任何侵扰都变得不可忍受，而人们对侵扰的反应也就很容易变得急躁和粗暴。 群体的陌生化会放大这种拥挤效应。在一个熟人社会中， 人际互动预期长久且稳定，人们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又会强化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亲密交往的功能需要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私密生活的需要。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空间中，无论是交往预期还是社会支持需要都大为弱化，而人们对生活私密性和自由性的需要则会压倒对亲密的地缘交往的需要，亲密交往则更多安排在居住空间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中，通过血缘、业缘关系来实现。在一个拥挤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基于长久的交往预期和社会支持的需要，会对生活交集中的接触与摩擦有更高的耐受度，个人行为也会更多考虑到机会成本问题，社会舆论、群体制裁才会成为可能。而在拥挤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耐受度会显著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更低，人们往往更容易走极端，要么自我而冷漠，关起门来过日子，要么暴躁容易冲动——蝇头小利都会变成意气之争，互不相让，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很容易扩大化，变得难以收拾，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