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欧洲政治经济、战略思想史、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帝国的政治经济学、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等，创有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1999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评论文章两百篇，出版专著三部，提出了若干原创性学术思想以及大量宏观政治经济趋势判断，其中一部分得到了实证检验。
嵇先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缘经济学、地区主义、亚太国际关系、东南亚研究。
魏子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研究。

21世纪是一个研究和实践制裁与经济战的黄金时代。
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让各国之间形成了多元而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运用提供了条件。
制裁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存在重要且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当今世界，除了朝鲜等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和生计都与世界市场的波动紧密相连。人们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和技术都依靠主要分布在东亚、北美、欧洲的产业链来提供，绝大部分工业制成品都包含了来自中美欧科研人员的知识创新，中国、越南、墨西哥和中东欧工人的劳动，以及亚非拉的自然资源。
这种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价值链分工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外围关系，以及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心国家不但比外围国家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离开了某个外围国家提供的原材料，中心国家可以迅速研发出替代品，或者只需要暂时忍受有限的通胀上升；而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外围国家一旦失去中心国家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可能将迅速陷入经济萧条与汇率贬值所带来的高通胀与高失业，从而导致政治动荡甚至政府垮台。更进一步，由于这种分工体系带来的网络效应，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制裁能力和经济权力，不仅来源于中心国家的能力和资源，还来源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能力和资源，甚至包括受制裁国自身的部分能力和资源。
因此，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制裁与经济战的可行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本书酝酿和写作期间，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下行周期。与1914-1945年间的上一个下行周期相似，今天的时代特征是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分工，是公平、安全与韧性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是民粹浪潮和民族主义上升而不是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占主流。

对于中国而言，对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和战略性。
当下的中国正在遭受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猜忌、打压和围堵，随着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竞争性的加剧，目前仅针对特定企业、高科技和政治人物的局部制裁未来有可能发展为全面制裁和经济战。
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制裁与经济战，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紧迫议题。此外，在重新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捍卫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利益的现实需求，也需要开发和选择适当的对外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