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通万殊：多元理论话语的对话与交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从事实上看，最初发源于西欧的现代性以及由此发展而来西方的现代性，在其文化前提、政治前提、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西方现代性扩张所导致的亚洲、非洲等地的现代性的变化就更大了。结果，现代性的发展不但突破了最初现代性的前提，而且发展出了诸如西欧、美洲、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多种类型，而不是单一的文明模式和制度模式。上个世纪末以来现代性所发生的变化更有说服力，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倾向于由国家转向地方，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数民族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模式，反对民族一国家的同质化文化前提的束缚。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在教育、公共通讯等中心制度领域和国际上的自主性，同时也为了争取在公民认同及与之相关的权利等方面的自主性，由此促进了种族的、地区的、地域的和跨国的等被压抑身份的建构。此外，还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宗教运动、多种多样的排他主义的种族运动，这些运动有着浓厚的全球色彩，仍然具有现代品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加剧，跨国组织、国际移民等现象引发了许多国际性的问题（诸如全球犯罪等），它们都挑战了经典的民族一国家模式，削弱了民族国家控制和管理其政治、经济的能力.同时也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权，出现了许多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这些运动和全球化趋势都加剧了现代性的变化，使现代性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现象从事实上有力地说明了现代性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从理论上看，“多元现代性”观念不但是反思、反拨现代化理论的产物，而且还积极地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等文化理论的成果。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一度支配了欧美学术界的现代性研究，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最有影响的理论。现代化理论依托历史进步主义，认为非西方社会将会通过抛掉自己的传统、采用西方（特别是美国）先进的现代化模式而取得发展，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将会为世界带来全面的进步；现代性模式和制度模式也将是单一的，世界将呈现出同质化（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图景。由于受到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现代化理论表现出了维护西方霸权和继续扩张的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它的自信和乐观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简化和歪曲之上的。现代化理论忽视了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和内在紧张，也忽视了现代性的破坏力量，甚至对“一战”“二战”给世界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创伤也充耳不闻，更缺乏必要的理论反思，并因此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现代性的发展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也启发人们从理论上反思其片面性和诸多错误。艾森斯塔特不但多次直接地批评过现代化理论，而且从各个方面指出过现代化理论的错误和偏狭。通过对“多元现代性”观念与现代化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性的模式和制度、传统与社会历史经验之于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的发展图景、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和现代性内在关系的认识等方面，“多元现代性”观念与现代化理论的差别和对立都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反思了后者的理论预设、前提和意识形态性，批评与纠正了后者的错误和理论盲点，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的观念。
　　此外，艾森斯塔特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我们知道，继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高潮之后，西方学术界便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研究，并有取代现代化理论之势；接着，在七八十年代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现代性研究。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话语的部分动力就来源于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和反思。20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研究不但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拨和反思，也是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的反思，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广泛关注现代性、重新认识现代性的高潮。其中，后现代主义致力于颠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秩序，挖掘被压抑对象的潜力，强烈地质疑了西方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话语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现代性话语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反对西方的现代性是本真的、唯一的现代性，也反对西方现代性的霸权和同质性，指出要承认西方之外的现代性的合法性。这些方面也是艾森斯塔特强调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对“多元现代性”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且，在艾森斯塔特看来，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代性的最新变化的新社会运动也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诸如流散者的身份认同等新社会运动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直接指导下产生的，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念。艾森斯塔特把这些运动视为体现了现代性最新发展的运动，虽然他不像有的论者那样把这些运动视为后现代运动，也不承认后现代性已经取代了现代性，但他仍然承认这些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部分地接受了新社会运动对现代性的反思。因此，其“多元现代性”观念同样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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