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言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深度脱碳的新阶段，需求侧减排方案的战略价值得到了显著提升。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指出，需求侧减排对实现1.5℃温控目标的贡献度高达40%～70%，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传统以供给侧为主导的气候治理模式。然而，虽然中国在推动个人和家庭减排方面持续推出政策，但是实际效果不尽人意。2012～2024年，中国实施了30多项需求侧减排政策，但达到预期效果的寥寥无几。普遍观点认为政策失效的原因是公众环境意识薄弱或政策力度不足，但这些观点都局限在传统的减排行为激励框架内。实际上，随着需求侧减排方案的提出，个人和家庭减排行为的内涵和分析框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政策思路是否还能适应新的减排需求，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在传统政策框架中，促进个人家庭减排主要依赖于多样化的激励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推动那些收益相对较低的行为改变。由于这些改变对个体福利的影响较为有限，因此政策效果相对显著。然而，随着需求侧减排策略的发展，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在长期气候变化的应对中显得尤为重要，不同减排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及其对个体福利的影响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因此，按照传统的政策思路，若忽视这些动态变化，将难以适应现阶段减排的紧迫需求。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对现有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并构建一个更为有效的研究框架，以指导需求侧深度减排的政策设计，解决当前减排需求与政策效果之间不匹配的关键问题。
本章*先回顾需求侧减排方案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明确激发需求侧减排潜力的研究需求。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需求侧减排政策的现状，揭示现有政策思路与实际研究需求之间的差距。*终，本章旨在弥补这一差距，构建了一个与需求侧减排方案相契合的研究框架，为本书后续分析提供指导。期望本研究的成果能够帮助我们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中国公众需求侧减排行为背后的逻辑，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套有效的工具，推动全国范围内在气候行动上的共识与协作。
1.1需求侧减排：历史演变与研究需求
需求侧减排作为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旨在引导个人和家庭转变其生活和行为模式，以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这一方案是实现碳中和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协同路径（Creutzig et al.，2018）。然而，需求侧减排的概念及其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气候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应对气候危机实际需求的演变而持续发展（图1-1）。
图1-1需求侧减排的提出及其发展
资料来源：公开文献和报告
需求侧减排的实质是对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及行为改变的深入扩展。在需求侧减排概念正式确立之前，有关通过调整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行为模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探讨已然展开。回溯至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AR4）中的第三工作组报告*次探讨了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与气候变化减缓之间的关联。该报告明确提出，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能够在多个终端用能部门为减缓气候变化贡献力量。例如，通过信息干预和气候教育可以培育环保驾驶习惯，进而减少交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IPCC，2007）。虽然当时由于研究证据的局限性，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联系主要以定性描述的形式出现，但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仅从供给侧技术角度探讨气候变化减缓方案的框架，为需求侧减排的后续提出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供给侧减排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加之对个人家庭领域气候科学研究的深入，推动了需求侧减排概念的提出及其演变。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工作组和第三工作组报告的结论，如果继续当前的排放趋势，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很可能较工业化前上升超过1.5℃（IPCC，2013）。即便能源供给侧发生彻底变革，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以内也仍然是一个挑战（IPCC，2014）。供给侧减排在达成气候目标方面的不足，促使科研重心转向对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减排潜力的量化评估，以探索更有效的应对策略。文献计量分析显示，2014～2020年，相关研究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5%，发表总量是之前的两倍（Creutzig，2021）。
在这一研究领域，家庭碳足迹的核算与减排收益的量化评估成为关键研究议题。Ivanova等（2016）的研究*次将家庭碳足迹作为核心议题，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全球家庭碳足迹在总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比例超过60%。在减排收益评估方面，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基于当时有限的量化研究，初步探讨了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在各个终端用能部门中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例如，通过推广可持续饮食和减少食物浪费等措施，预计到2050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每年可实现的减排量介于0.76～8.6Gt二氧化碳当量（IPCC，2014）。
Creutzig等（2016）进一步整合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与*新研究成果，*次系统性地总结了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表1-1）。虽然Creutzig等（2016）对减排行为的梳理可能不及后续研究全面，但其系统性文献回顾强调了扩大行为转变范围的重要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启发。此后，全面覆盖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的减排潜力评估研究成为主流。代表性的研究如Wynes和表1-1Creutzig等(2016)对需求侧减排潜力的讨论（单位：%）终端部门需求侧减缓行为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城市规划提供充足的低碳基础设施5～10交通价格手段更紧凑的道路街道规划行为转变（信息干预、市场影响手段）总计15～25美国：10欧洲：51020～50旅游业转向低碳交通模式44建筑部门发达国家背景：短期行为转变>20发达国家背景：长期行为转变50发展中国家：行为转变较低采暖：调整温度设定10～30制冷：上调制冷温度，改变着装习惯等50～67洗衣与烘干行为10～100烧水与烹饪行为转变（如缩短淋浴时间）50室内照明行为70冰箱节能行为30～50洗碗节能行为75农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技术潜力70转向可持续的饮食结构36资料来源：Creutzig et al.，2016Nicholas（2017）对不同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了详细核算（图1-2）；Ivanova等（2020）系统地回顾梳理了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的碳减排量核算文献（图1-3）。这些研究不仅拓宽了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的范围，还开始强调不同行为改变减排潜力的排序。例如，无车生活、避免长途往返飞行、素食等行为的减排效果显著高于使用节能灯泡、随手关灯等行为。
图1-2发达国家公众不同行为改变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均值
注：CO2e表示二氧化碳当量
资料来源：Wynes and Nicholas，2017
图1-3不同生活和行为方式改变的减排量
资料来源：Ivanova et al.，2020
随着量化评估研究的持续深入，将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转变纳入气候减缓策略的分析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因此，*先需要为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确立一个与供给侧减排相对应的概念，并构建一个*立的分析架构。Creutzig等（2018）开创性地提出了需求侧减排的理念，即通过调节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实现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降低。在此基础上，他们推出了ASI分类体系（表1-2），将需求侧减排的具体行为划分为避免（avoid）、转变（shift）和改进（improve）三个主要类别。其中，“避免”类行为旨在通过改变消费习惯或重新构思服务供应模式减少和规避不必要的消费，如降低食物浪费、摒弃一次性产品、推广远程工作（减少长途出差）等；“转变”类行为则鼓励公众转向更为环保的低碳技术和服务，如从私家车出行转向公共交通、从荤食习惯转向素食等；“改进”类行为专注于提升现有供应链的技术效率，以降低排放，如优化建筑保温系统、采用低碳材料等。表1-2需求侧减排的ASI分类框架部门避免转变改进交通部门交通和土地利用规划、智能物流、远程办公、紧凑型城市从私家车出行转变为骑行、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环保驾驶、购买电动汽车、车辆轻化建筑业被动式房屋或改造（避免供暖/制冷需求）、更改温度设定热泵、区域供热和制冷、热电联产、变频空调冷凝锅炉、绝缘隔热材料、节能电器产品制造与服务业耐用面料和家电，共享经济、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建筑和基础设施转向使用可再生材料，低碳材料使用低碳面料、新制造工艺和设备使用食品减少食物浪费从动物肉转向其他蛋白质来源回收利用食物垃圾、节能冰箱、健康的新鲜食品取代加工食品资料来源：Creutzig et al.，2018在分析框架的构建上，Creutzig等（2018）超越了传统自然科学的界限，强调了跨学科的需求侧减排分析框架的必要性。他们提倡融合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全面评估需求侧减排行为的潜力，探讨实现行为改变的途径、有效的政策干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提升人类福祉相互协调及权衡。这一框架为深入理解需求侧减排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
随着需求侧减排的概念、行为分类体系以及分析框架的基本确立，后续研究主要围绕这一框架展开，探讨需求侧减排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对福祉的影响，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权衡关系。2018年，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详细分析了4种可能的1.5℃温控路径。报告指出，考虑需求侧减排的低能源需求路径能够显著减轻供给侧技术的减排压力，凸显了需求侧减排在实现1.5℃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此外，需求侧减排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IPCC，2018）。在此基础上，Creutzig等（2021）基于ASI分类框架，对IPCC（2018）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更为全面地考虑了直接能源需求之外的其他终端能源使用部门的需求侧减排措施的减排潜力。研究发现，相较于仅考虑直接能源消费减少的情景，更为全面的需求侧减排方案能够实现更高的减排效益，并显著降低建筑、航空等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供给侧减排压力（图1-4）。此外，基于专家评估法的研究显示，需求侧减排措施总体上能够改善人类福祉（表1-3），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效应显著优于供给侧减排（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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