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尔沁》：
成长的道路很漫长，其中有个懵懂童年是我珍贵的回忆。
那年我六岁。那时候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去姥姥家跟几个表哥疯玩儿几天罢了。我的两个舅母不和，我时常在他们两家穿梭，舅母就互相打听另一个在家里净说些什么，六岁小孩儿哪有什么心眼儿，就把听到的统统告知了她们。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我成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我母亲知道以后说：“这孩子口无遮拦，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分不清，该打！”先脱去我的裤子，再脱去自己棉鞋，用鞋掌给我烙饼子，记得那是火辣的味道。
八岁那年冬天。母亲大人对我交代煮猪食。这个活儿真不好干，湿柴火不易燃，一个劲儿地冒青烟，两眼被熏得通红。不一会儿就得加点水，要不然猪食就煳巴了。好无聊啊，也不能离开那里，不断地添加柴火。好不容易冒热气，快要开了，妈妈揭开锅盖看了一眼说：“水太少，一会儿就干锅了，不煮烂，猪吃了不好。”说完就加进去半桶冰水。联想到我还要在那里接着坐一小时，我就委屈得不行了，坐在那里哭，不断地发牢骚。终于惹得母亲不高兴，又说了我两句，我继续辩解、理论，直到母亲生气。她拿了一根树条指着我讲道理，我却趁她不注意，一把夺了那根树条，这下事情闹大了。母亲生气地说：“让你干点家务活就这么难！你敢这样顶撞母亲！你夺树条是不是要打我了？”我知道自己理亏，但又觉得委屈，大声嚷嚷着，好让父亲听见。以往每次妈妈要打我的时候，父亲总是成为我的保护伞，把我藏在自己后边，劝说母亲，让我认错了事。可是这次父亲不知怎么的了，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看书，任我母亲用树条翻来覆去地修理我也不发一言。恐惧、疼痛、怨恨、号叫，别人肯定以为我家在杀猪呢。我不恨母亲，却对父亲失望至极。原来原则问题上他们俩还是一致的，我要是过了那个底线，就谈不上保护与宠爱。我恨透了父亲，怨他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心想：下次你的腰疼了可别找我踩背，你打死我，我也不给你踩了，沏茶倒水都免谈，谁让你关键时刻保持沉默？
父亲是我们嘎查完小的校长。嘎查完小后来发展成为兴安学校，有了初中班级。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我们村上课。嘎查书记是我舅舅，精明干练的一个人。两家相互依托，相依为命，极其困难地度过了那个年代。我家里的很多农活儿都是舅舅照顾帮忙，我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那时候种地全靠手工，施肥、犁地、拔草、锄地、割地等庄稼活儿都学得很地道。舅舅要求很严，谁要是干活糊弄．他就声色俱厉地批评指正。父亲和舅舅的关系很铁。有一次父亲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酒壶，让我给舅舅送去。舅舅看了，莞尔一笑，就跟着我来到我们家里，他们俩乐呵呵地开始喝酒，开始谋划村里的和学校的一些事情。他俩就这样默契。
念初二的那年，父亲换了工作，调到苏木政府任司法所所长。我们家也搬到苏木政府所在地（后来舅舅家的五个孩子先后都住在我们家念初中）。初二下学期开学不久是清明。那时候大哥在苏木政府武装部上班，他骑了一辆红色125摩托车，我坐在后边，牛哄哄地出发了。那时候摩托车就是现在的宝马。春天的风很大，大哥戴着墨镜，也给我准备了一个。那时候正是墨镜、喇叭裤、燕舞牌录音机最时兴的年代。我都把自己想象成上海滩老大许文强一样的角色。村东马鞍山是我们村安放逝者的坟地，是个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漫山遍野的杏树，到季节，杏花开的时候那真是美极了。
我们到的时候村里很多家族上坟已经快结束了。舅舅正赶着马车拉土，看见我们，脸上毫无表情，手里拿着三套马车大鞭子，很像传说中的将军。他是有名的甩鞭手，我曾经看到过他与人打赌，站在离沙果树一丈开外的地方，人家说打哪个叶子他就能一鞭子甩过去恰好打掉那片叶子，从不失手。大哥勤快，放了摩托就抓起铁锹开始干活儿了。也许他反应比我敏锐，已经看出气氛有点不对。我反应慢，站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双手插在裤兜里，还没有把墨镜摘下来。就那么站了也就不到一分钟后，我匆忙把墨镜摘下，想拿上一个工具干点活儿，往前走两步，离舅舅稍稍近了一点儿，舅舅的鞭子火蛇一般突然眷顾我，打得我措手不及，浑身打了一个寒战。电视剧《神医喜来乐》里演的，有个皮肤病叫龙缠腰，当时我要是脱掉衣服，皮肤上的形状肯定与那个一样。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在瞅着呢，我都不知道舅舅为啥给我这一鞭子。小时候一起摸爬滚打的小伙子们看着我那熊样不知怎么想的，我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子的弟弟正好看着我呢。大哥假装没看到，干得那么起劲儿。每当看到清朝电视剧，要早朝了，一个太监，拿出鞭子，“咣咣咣”甩出几鞭子，群臣开始步入午门。我特别讨厌甩鞭子的声音。最近看了一个微信，是新加坡执行鞭刑的视频，被打者是酒驾的人。几鞭子下去皮开肉绽的，惨不忍睹。那么文明的国家，还留着这么野蛮的刑法，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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