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山东省蓬莱孙家沟，一个在山沟里的小村庄，当时全村只有三十几户人家。一九二六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我出生在这里。
我的爷爷孙良广，在老孙家族谱排“良”字辈。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所以我对爷爷没有印象。但我还记得我的奶奶。奶奶特别宠爱我，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宝墩，还经常背着我出去玩。
我父亲孙乃桐是一位裁缝，长年在烟台务工，每逢过年才能回家。从我记事起，家里经常就只有母亲、姐姐和我三个人。每次父亲回来时，总是给家里带些鞭炮，放鞭炮是我最高兴的，这是家里最欢乐和喜庆的时刻。父亲每年回来，都要带我去拜祖坟，不厌其烦地向我一一讲述祖辈的往事。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教会我打算盘。为了早日把我培养成才，赚钱养家，他一有机会就亲自监督我，教我打算盘、背口诀（那时的计量是十六两为一斤，需要借助口诀才能提高换算的速度）。父亲对我非常严厉，打算盘时，一旦出错就会用旱烟袋锅儿打我的脑袋。有一年春节，村里来了秧歌队，路过家门口，吹吹打打好热闹，我想出去看，母亲也说情，可父亲说什么都不许，非要我把口诀背完不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要感谢父亲当时的严教，让我有了珠算本领并且受用一生，尤其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珠算使我能够独立胜任部队基层繁重的会计工作。
我母亲孙郑氏是童养媳，但是她特别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当时父亲常年在外，家里没有成年男人，家里所有的事，大事、小事、难事，只能由母亲出头、做主。1933年，我7岁了，在本村上小学。母亲看到我长大了、上学了，十分高兴，并在开学那天给我穿上了新大褂，把我打扮得像个小大人。上学以后，母亲对我说，你是咱家的男子汉了，以后外面的事你要多承担一些。于是，我让母亲给我买了两个小桶，承担了到村头挑水的活儿。
母亲的性格也很泼辣，为“护犊子”能拼命。一次，村里有一家办丧事，按老规矩，全村各家都要出一个人帮工，帮助搭建奠席棚，请吹鼓手吹奏，送葬后招呼其亲友吃酒席。当时，我代表我家去帮工。主家在亲友散席后，最后给所有帮工开了一桌酒席。当晚，我们那桌喝的酒是用红薯干自酿的60度白酒。在座的叔叔、大爷都逗我，认为我这个小男娃挺好玩，就你一盅他一盅连哄带灌地给我喝酒，连灌了我八大盅（每盅一两）。很快我就晕了，走不了路了，最后也不知是哪位大叔背我回家的。到家后，我一直昏睡，母亲和姐姐给我用冷毛巾敷在头上，又用凉水擦身，又给我灌绿豆汤。她们俩一边忙，一边哭。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在村子里到处找那些灌我的人讲理，绕着我家门前、屋后，一边哭，一边叫骂，一边数落……邻里都怕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声。我整整昏睡了三天才醒过来，后来，村子里再也没有人敢这么灌我酒喝了。
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和我姐姐，姐姐孙凤英比我大4岁。我原来还有一个大哥，死得早。我也曾有过弟弟妹妹，后来都因得了脐带风死了。 我家属下中农的家庭。我出生时，家里说是有15亩山地，但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拼凑田地。家里没有壮年劳动力，所以除了留下一两亩地种点蔬菜，勉强度日，其余的地都出租给外面人家，以贴补家用。遇上我父亲失业那段时间，家里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就更困难了，甚至被迫借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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