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思想家。出生于英国威尔特省，就读于牛津大学，后担任贵族家庭教师，游历欧洲，交游甚广。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指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主要代表作有《论公民》《论物体》《利维坦》等。

　　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青年时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后转入牛津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主讲英国文学及经济学课程；后来回到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同时还兼管学校的行政事务。在此期间，他首次公开发表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言论，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他在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国富论》的出版被视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诞生的标志，其本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克劳塞维茨，德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将军，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的一个贵族家庭，12岁参加普鲁士军队，13走上战场，之后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学习，后又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他一生参加了四次知名战役:莱茵战役、奥斯塔德会战、1812年法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在担任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中，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运用辩证法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的思想成果，著就《战争论》一书。这本书被称作“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他也因此被称作“西方兵圣”。

　　孟德斯鸠，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律师、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与伏尔泰、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出生于法国贵族世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才，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曾撰写过许多相关论文。曾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本套丛书包括《利维坦》《国富论》《战争论》《论法的精神》四部经典著作。

　　《利维坦》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巨著。本书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奠基之作，不仅为洛克、卢梭等思想家提供了理论基石，更对后世政治哲学及制度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书名源自《圣经》中的海怪“利维坦”，借以象征国家。霍布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会因竞争、猜疑与荣誉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需要一个强大、依靠法治运转、具有统一人格的共同体。本书系统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权力的本质以及社会秩序的基础，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国富论》，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部经济学专著，也是学术领域内颇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本书共分五篇，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作了系统的描述，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首先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该书的问世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使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战争论》是一部军事理论作品。该书在战争的概括性、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精神因素的作用、民众战争、集中兵力等许多方面都有精辟论述。书中“战争是政治的续”的理论至今仍是我们解读国际局势的指南。该书是世界兵学名著之一，书中所蕴含的谋略智慧已远远超过军事范畴，被广泛用于各领域，备受各国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的青睐。既可用于商业竞争的决策和参谋，又能为个人处世出谋划策，让人受益终生。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该书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阐述了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学说，并以英国为例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论述了自然条件同政治法律的关系，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性；论述了法律和工业、商业、货币、贸易、人口及宗教等关系，主张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反对横征暴敛，促进国际交往和世界和平；论述了罗马继承法和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强调了严格区分各种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制定法律应遵循的原则及其应注意的问题。

《国富论》

第九章资本与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不仅决定了劳动工资的增减，也决定了资本利润的增减。但是，财富状态对二者产生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增加提高了劳动工资，同时也降低了雇主的利润。如果许多富商都在同一行业投入了资本，那么这一行业的利润势必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降低；这种资本增加如果扩大到社会各行业，那么所有行业的利润也都会因为竞争而降低。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容易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在某一时间里的平均劳动工资，只能确定普通劳动工资。可现在，我们甚至连普通资本利润都很难确定。因为，资本利润的变动非常大，即使是让某一特定行业的一个经营者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有多少，他也未必能够说得出来。影响利润的因素，不仅有商品价格的变动，还有竞争者的多寡、顾客的购买欲望、商品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的多少。所以，利润率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大国各行各业的平均利润，更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

　　我们虽然不可能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却可以由货币利息而略知其梗概。当使用货币能够获得较多利润时，通常可以提高货币的利息率；当使用货币所获得的利润较少时，则可以降低货币的利息率。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一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该国资本的一般利润，使得利润随着利息率的升降而同步地升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利息的变动情况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在他在位的第三十七年，用法令将一切利息都规定在了百分之十以内。由此可见，以前的利息曾经达到过百分之十以上。其后的爱德华六世，由于热心宗教，所以禁止了一切利息。不过，据说这种禁令就像其他各种相同性质的禁令一样，不但没有减少高利贷的弊害，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弊害。于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第八条法令中，又重新恢复了亨利八世的法令。

　　此后，法定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十，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降到了百分之八，复辟后不久又减成了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甚至减为百分之五。这些法律规定的市场利息率，都是在信用良好者借款之后而不是之前规定的，因而看来极其适当。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法定利息率是百分之五，似乎要高于市场利息率。在近的战争发生之前，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三，而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一些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达到了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点五。

　　自亨利八世以来，我国的财富与收入似乎在一天天地逐渐增加，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在这期间，不断增加的还有劳动工资。不过，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逐渐减少了。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往往比乡村更多。这么一来，投入大都市各行业中的资本就会比较庞大，于是都市资本利润率就会在众多富裕竞争者的相互竞争中，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但在劳动工资方面，都市却高于农村。因为，在繁荣的大都市，劳动者往往供不应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为了雇到他们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只好抬高劳动工资来相互竞争，于是资本利润就降低了。而在那些偏僻的地方，由于雇主没有充足的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所以一般人民宁愿压低劳动工资也要获得职业，这样就增加了资本利润。

　　在苏格兰，法定利息率和英格兰一样高，而市场利息率却比英格兰高一些。在苏格兰，即使是良好信用者借款，其利息率也不能少于百分之五。比如，在爱丁堡，随时去私立银行兑现全部或部分期票，都可以享受百分之四的利息。而在伦敦，存入私立银行的资金则没有利息。在苏格兰，几乎所有行业的经营资本都比英格兰少。因此，苏格兰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是低于英格兰的。不仅如此，苏格兰还比英格兰穷得多；尽管它也在明显地前进，但它前进的速度却比英格兰要慢很多。

　　本世纪的法国，其法定利息率一般是不受市场利息率支配的。法国的法定利息率，在1720年从二十分之一落到了五十分之一（也就是从百分之五落到了百分之二），而1724年则提高到了三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三点三），1725年又恢复到了二十分之一。在拉弗笛执政的1766年，这一法定利息率又减到了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再后来，掌握政权的神父特雷，又把这一法定利息率恢复到了原来的百分之五。

　　政府这么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一般目的在于减低公债利息率，而且有时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国或许不像英国那么富裕。一般情况下，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低于英国，市场利息率却高于英国。究其原因，是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办法安全而又容易地回避法律。就像在英、法两国做买卖的英国商人说的那样，法国的商业利润要高于英国。正因为如此，许多英国人都不想在本国投资，而甘愿去轻商的法国投资。

　　同时，法国的劳动工资却低于英国。你如果到过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可以从这两地普通人民的服装和面色的差异中，分了解到这两地社会状况的差异；而假如你是从法国回到英国的，则会觉得这种对比更鲜明。明显地，法国的富裕是苏格兰所不及的，但法国进步的速度也似乎没有苏格兰快。跟苏格兰相比，法国一般甚或普遍被认为正在退步。但是，这种见解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一个人在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到苏格兰视察，那他不会抱有这种见解。

　　反之，从领土面积及人口比例方面比较，荷兰的富裕程度要高于英格兰。在荷兰，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二，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则是百分之三。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也高于英格兰。我们知道，荷兰人的商业利润在欧洲国家中是的。现在的荷兰商业，在有些人眼中是正在衰退的。这种情况，也许确实在某些商业部门中出现过。

　　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征候中，我们能看出该国的所谓“商业衰退”似乎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衰退。商人们之所以会埋怨商业衰退，是因为利润减少了。可是，利润减少恰恰是商业繁盛，也就是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荷兰人趁着近期的英法战争，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退出。此外，荷兰人还拥有英法国债这一大宗财产。据说，单是英国的国债，就大约有四千万镑。不过，我认为这一数额可能没有这么大。而且，荷兰人还以高于本国的利息率，把巨额资金贷给外国的私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荷兰无疑是资本过剩。换言之，他们投在本国适当生产上的资本，经超过了这些资本能够得到相当利润的限度。这种衰退，并不是商业衰退。当经营特定行业所能获得的私人资本，增加到再投入到这一行业也不会获得更多利润时，也仍然可能有更多资本继续投入。这种情况，在大国比较常见。

　　跟英格兰相比，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的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更高。在各个殖民地，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大致都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在新殖民地，还同时存在着高劳动工资和高资本利润。不过，这种现象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其他地方很少见。

　　在一定期间内，新殖民地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农业家所拥有的资本，必然不够用来耕作所有的土地。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海滨，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各地上。此外，这类土地，往往能够用低于其自然生产物价值的价格购买得到。所以，如果购买并改良这类土地，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润。这时，即使利息非常高，农业家们也能够支付得起。于是，农业家们就能靠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地积累起更多的资本，并使新殖民地的雇工供不应求。这样，农业家们付给新殖民地劳动者的工资也就会很高。同时，资本利润则会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而逐渐减少。

　　由于土壤肥沃、位置适宜的土地被全部占用，一部农业家只好耕作较差的土地，所以其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也自然较低。正因为如此，本世纪我国大部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利息率在财富增加、工作改良及人口增长等的影响下，明显降低了。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却没有跌落。劳动需求是随着资本增加而增加的，它丝毫不受资本利润的影响。尽管利润降低了，可是资本却比以前增加了，而且增加得更快。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勤劳的国家还是勤劳的个人，都是一样的。跟高利润的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的利润虽然更低，但利润的增加速度也更快。

《利维坦》

《国富论》

《战争论》

《论法的精神》